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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恨交织抗日片:台湾电影中的抗日记忆

  年台湾“光复”,彼时台湾人热烈欢庆“回归祖国”,乐见日本殖民者退位。然而蒋介石政权1947事件”中屠杀无数台湾百姓,且在其后的时期持续迫害并屠杀人民,导致许多原本热烈拥抱“祖国”的台湾人转而把蒋政权视为比日本更不堪的“二次殖民”,并怀念相对文明有序的日治时光,进而厌弃“中国人”的身分并产生强烈的“台湾意识”。

  这个历史背景以及当代台日流行文化的密切交流,使得台湾民间对日本的情感和再现格外复杂多元。和中国大陆影视剧至今仍偏好展现日本侵华的悲惨记忆相比,台湾民间普遍对日友好,例如去年311地震时,台湾是全世界捐款给日本最多的地区,而解严后台湾电影中的抗日历史与日人形象更有诸多细腻、人性化的面相。

  此时对蒋介石政府而言,“抗日记忆”是一剂操作民族主义的良方,但当时台湾的国营片厂在技术上非常依赖日本,因此60年代台湾出现的台语抗日电影虽以“抗日”为名,但动机并非政治操作,反而是纯粹受好莱坞间谍片影响、以商业目的出发的片种。

  台湾最早的抗日电影是50年代的《青山碧血》(1957)与《血战礁吧年》(1958)。这二部电影虽然记录了台湾的抗日历史,但未引起流行热潮,真正使得“抗日”成为电影鲜明主题的是60年代的台语间谍片。当时美国流行007电影,刺激台湾初兴的台语电影出现一批以抗日历史为主轴的本土间谍片。这些电影大多以二战为背景,描述情报人员渗入日军阵营执行情报任务的故事,电影片名则往往取自情报员的代号,例如《情报员白牡丹》、《间谍红玫瑰》、《第七号女间谍》、《天字第一号》等。

  和007电影不同的是,这类电影为了迎合台湾电影市场的主力女性观众,大多以女性情报员作为主要角色。片中的女主角大多美丽、聪明、善良而且情感细腻,都愿意为了国家抛下儿女私情,而片中的日本人则愚蠢残暴、耽溺酒色,大多死于非常愚蠢、搞笑的原因。例如《间谍红玫瑰》里的日本特务佐藤准备杀死情报员千红时,千红只向佐藤的身侧看了一眼,就让佐藤分心转头过去,让千红马上拔枪射杀对方。此外,这类电影让后来的观众津津乐道的还有甚具喜感的情报暗号,如《第七号女间谍》中,两个情报员相认时,必须进行以下的暗号对话:

  带点文艺腔、甚至有点无厘头的经典桥段,连今年上映的台湾电影《阿嬷的梦中情人》都特别挪用来作为蓝正龙和安心亚之间的爱情暗号,但也忍不住让习惯快节奏的新一代观众讥笑:”报完暗号,日军都来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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